柳少逸 山东莱阳复健医院
从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可知,扁鹊、仓公二人均得到名师的发现、培养,方得以成为名医。可见“名师带高徒”是造就名医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名医收高徒重在人品
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记载,仓公淳于意,“少时,喜医药,医药方试之多不验。”“意闻淄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”,“意即往谒之。得见事之,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”,“至高后八年,得见师临淄元里公乘阳庆。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,五色诊病,知人生死,决嫌疑,定可治,及药论,甚精。受其《脉书》、《上》《下》经、《五色诊》、《奇咳术》、《揆度》、《阴阳外变》、《药论》、《石神》、《按阴阳》禁书,受读解验之,可一年所。明岁即验之,有验,然尚未精也。要事之三年所,即尝已为人治,诊病决死生,有验,精良。”太史公这段叙述,说明了拜名师,得真传,是造就名医的重要因素。同时,在该传之首记有:“越人,少时为人舍长,客舍长桑君过,扁鹊独奇之,常谨迂之。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。出入十余年,乃呼扁鹊私坐,閒有语曰:‘我有禁方,年老,欲传于公,公毋泄。’扁鹊曰:‘敬诺。’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。”
古代科技知识是以“官学”形式传承,在诸子百家兴起之前,官师政教合一,学在官府。到春秋末期,周朝衰落,为了生计,学者流入民间,于是“私学”兴起,则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,于是古代朝廷珍笈禁传之医学知识以“禁方”流传于民间,亦造就诸多济世活人的名医。故尔才有长桑君“悉取其禁方书,尽与扁鹊,”并嘱“毋泄”;公孙光“善为古传方”授仓公,并嘱“毋以教人”;公乘阳庆尽以“禁方书教公”。
《传》中所述,“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,出入十余年,”“乃悉取其禁方书,尽与扁鹊。”长桑君何以知扁鹊为“非常人”,是其以扁鹊对长桑君“常谨迂之”,“出入十余年”的长期考察,认可其人品,而收为弟子,尽传其所学。仓公淳于意先拜公孙光,尽受其精方,公孙光嘱其“毋以教人”。而仓公亦表示“死不敢妄传人。”其后公孙光“为书以意属阳庆”,并告诫仓公:“必谨迂之,其人圣儒。”由此可见,名医收高徒重在人品。诚如郭霭春《医道溯源》所云:“天下有非常之任,必待非常之人。而天下非常之人,乃能克胜天下非常之任。”扁鹊以“天下非常之人,乃能克胜天下非常之任”,济世活人而成为“方者宗”;“若仓公者,可谓近之矣”,故太史公将二人合篇立传。
扁鹊、仓公高徒也是名医
“师徒传授”在中医学术发展中有重要作用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中有两条师承关系脉络:一是长桑君“悉取其禁方书,尽与扁鹊。”这是历史上最早见于史书中的医学承传,且扁鹊有弟子子阳、子豹等;其二,公乘阳庆“悉以禁方予之”仓公,仓公又有宋邑、高期等数位弟子。鉴于阳庆“传黄帝扁鹊之脉书,五色诊病”,说明了仓公的学术源自扁鹊,形成了渊源自有的医学承传体系。故《太史公·自序》中有“扁鹊言医,为方者宗,守数精明。后世修序,弗能易也,而仓公可谓近之矣”的论述。
《文苑英华》王勃序曰:“《黄帝八十一难经》,是医经之秘录也。著者岐伯以授黄帝,黄帝历九师以授伊尹,伊尹授汤,汤历六师以授太公,太公授文王,文王历九师以授医和,医和历六师以授秦越人,秦越人始定章句,历九师以授华佗,华佗历九师以授黄公。黄公以授曹夫子,夫子讳元字真道,自云京北人也。盖授黄公之术,洞明医道,至能遥望气色,徹视府藏,浇肠刳胸之术。”王勃之论,说明自古医学是师徒传授,渊源自有,代有传人。
扁鹊行医足迹遍及中原诸国,弟子达十余人之多,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有“扁鹊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,使子豹为五分之熨”,《韩诗外传》有“子同捣药,子明灸阳,子游按摩,子仪反神,子越扶形”的记述。由此可见,扁鹊是有据可查的、较早公开带徒传授医术给弟子的人。
《史记·扁鹊列传》中载,扁鹊得长桑君之术,成为“方之宗”,并有《扁鹊内经》、《扁鹊外经》及《难经》传世,并形成了扁鹊之学术体系。仓公得公乘阳庆之传,继承扁鹊学术体系,成为继扁鹊之后的一代名医。扁鹊和仓公是师徒传授模式下形成的名医。
经先秦贤达对扁鹊医学的承传和发展,从而形成了托名黄帝的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黄帝外经》问世,从而形成了以现存《内经》为内容的《内经》医学体系。其后在古医经及《难经》的基础上,王叔和有《脉经》传世。加之先秦托名神农之名的《神农本草经》的问世,及东汉“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”而有《伤寒杂病论》的传世,从而形成了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四部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医学理论体系。
由此,师徒传授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诚如张奇文教授在《名老中医之路续编》第一辑前言中所述:要学好中医,除了靠自己辛勤努力外,还必须要经过名师的指教,传道、授业、解惑,只有这样,才能使世代相传的中医药学永盛不衰。